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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忘历史 砥砺前行
编辑:常法 来源:闽南佛学院 时间:2019/10/25 17:31:17 浏览次数:

  今年是佛历2563年,这意味着,距离释迦摩尼佛示现涅槃已有两千五百六十三年。在佛陀示现涅槃五百四十一年后,也就是汉哀帝元寿元年,大月氏王使伊存为博士弟子秦景宪口授《浮屠经》,由此佛教正式传入中国。那一年是公元前2年,距今为止,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零二十一年的历史。

  两千余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,从某种意义上,也可以看作是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史。在这两千多年间,佛教的发展及其中国化,并不全是一帆风顺的,而是有着复杂、曲折的历史进程。

  作为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、宗教信仰,佛教如何在封建皇权的或防备、或压迫下获得了政治认同?如何在传统儒道思想的或批判、或同化中实现了文化融合?又是如何在普通民众的或质疑、或迷信里完成了社会适应?这一切的疑问,让我们在历史中寻找答案。

  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史,可以分四个阶段。

  第一个阶段是从佛教初传到两晋时期。这个阶段的佛学主要依附于传统思想。在传入之初,佛学主要依附于神仙方术。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 : 初帝闻西域有神,其名曰佛,因遣使之天竺,求其道。《后汉书》中也有记载:桓帝尤好佛教,于宫中铸黄金佛像,身奉祀之。到了魏晋时期,佛学则主要依附于玄学,因此有“格义佛教”的兴起以及“六家七宗”的出现。

  佛教中国化第二阶段是从东晋至南北朝时期。这一时期,中国社会动荡不安,长期处于战乱,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。这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需要,佛教得以大规模流传。在这一时期,佛教界高僧大德辈出,他们或译经,或讲法,或于俗世广布教化,或于山林潜心修行。中国佛教真正的奠基人、开拓者道安大师,便是生活在这一时期。为使教化广布,道安大师曾九次迁移,两次分散徒众;他创建僧团,制定僧尼规范;统一姓氏,沙门同称释子;他主持译场,提出“五失本,三不易”;注疏经典,始创教界注释之学,大师还提出“不依国主,则法事难立”,突出强调了佛教报恩的思想,使佛教立足现实,得以稳定发展。这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,维护了佛教在乱世中的地位和影响,也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局面。与道安大师同一时期的还有鸠摩罗什大师,罗什大师译出大量般若中观经论,使佛学摆脱对玄学的依附而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愿景成为可能。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、“解空第一”的僧肇大师所著的《不真空论》,在批判玄佛合流的基础上创建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化的佛学体系,标志着魏晋玄佛合流的终结,并开了中国佛教相对独立发展的先河,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。

  佛教中国化第三个阶段是隋唐五代时期。隋朝的建立,结束了近300年的战乱和分裂,为佛教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。隋唐统治者大多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宽容,推行儒、佛、道三教并用政策,推动了佛教与儒、道的融合。在这一时期,中国大地形成了天台宗、三论宗、净土宗、唯识宗、律宗、华严宗、密宗和禅宗等佛教宗派。这些宗派大多另辟蹊径,自造家风,可谓以“六经注我”之精神,“说己心中所行法门”。天台宗提倡“性具善恶”和“止观并重”,其“五时八教”说更是自成系统;华严宗杂糅百家、兼收并蓄,以“圆融无碍”的理论为法宝,调和了“众生有性”论与“一分无性”说的尖锐对立;而禅宗更是远承佛陀的本怀,面对现实人生且直探心海,对佛教之传统和传统之佛教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,到“马祖建丛林,百丈立清规”,禅宗俨然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。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创立,是中国佛教走向鼎盛阶段的重要标志,中国已经取代印度成为亚洲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中心。

  佛教中国化第四个阶段是在入宋以后。这一时期,中国佛教在由盛而衰中持续发展。与隋唐佛教诸宗派多张扬自家的思想特点不尽相同,宋元的佛教呈现一种逐步交融汇合的趋势。这种交融汇合不但表现在佛教内部提倡的禅教一致、禅净合流,而且体现在与儒家的相互关系中。宋元以后的佛教强调和突出儒佛的相通处、共同点,佛教呈现出一种伦理化倾向。到了晚清民国时期,太虚大师提倡“人生佛教”,后来演化为“人间佛教”,成为现当代中国佛教的主流。

  如果说佛教经典是佛子修行的指南,那么佛教历史则是佛教发展的灯塔。纵观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,可以发现,佛教中国化不只是佛教简单地适应中国文化土壤,佛教也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新鲜资源,做出了独特贡献。佛教中国化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,而且也是对世界佛教的丰富和发展,为佛教慧命的保存和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。如果没有中国化,佛教就不可能在历史和现实中呈现出如此多姿多彩的丰富形态;如果没有中国化,佛教也不可能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文化。

  “节物风光不相待,桑田碧海须臾改”。转眼间,新中国已走过70个春秋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,就始终坚持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,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,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。”

 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子曰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。相信只要我们秉持着佛陀当年创立佛教时自度度人、致力于人生痛苦解脱的根本精神,那么无论在任何时代,佛教的中国化,都可以做到既与中国社会、文化相适应、相融合,又能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特精神。

 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,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、彼此借鉴、和谐共存,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、欣欣向荣。多样带来交流,交流孕育融合,融合产生进步。愿中国化的佛教与伟大的祖国和谐发展、共同进步、更创繁荣!

  (作者:闽南佛学院学僧 常法)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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